11月9日
刘少奇家族到了阿廖沙这一代，父母和子女才第一次有这么多机会共处。从孩子出生到求学、定居异国，他们都在一起。他爷爷没有做到，他父亲也没有
俄罗斯人阿廖沙广州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老式画像、一张江西地图。
房间中央的画像上，已故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严肃地注视着我们。而在江西地图上，“安源”被一颗绿色图钉标出来，很打眼。
刘少奇是阿廖沙的祖父，安源是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阿廖沙的父亲刘允斌就出生在安源，他给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刘维宁。
2003年阿廖沙（右一）第一次来中国时，刘氏家族合影，沙发上坐的老人为王光美。 图/阿廖沙
刘少奇长孙一家，左一、左二为儿媳与儿子，右一为女儿，右二为妻子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刘安东，阿廖沙的儿子，一个很壮实的俄罗斯小伙子，正在电脑前写一封俄文的电子邮件，键盘上贴了一些俄语字母。“俄语有33个字母，没办法。”刘安东中文说得不如他父亲流利。老实说，刘维宁先生的汉语也不怎么样。
一位性感的俄罗斯姑娘早就引起了摄影记者的注意。她是阿廖沙的女儿刘丽达，在中国某电视台工作。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家庭宁静的假期。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儿媳正一起用俄语轻快地聊着什么，母亲冬妮娅爽朗的大笑冲破了广州闷热的天气。
刘少奇家族到了阿廖沙这一代，父母和子女才第一次有这么多机会共处，从孩子出生到求学、定居异国，他们都在一起。
他爷爷没有做到，他父亲也没有。
安源
1922年，长沙城，20岁的何宝珍结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妻，妻子叫杨开慧，丈夫叫毛泽东。
她一定很高兴认识了他们，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共产主义。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女性，何宝珍刚刚被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开除，开始了在自修大学的学习。毛泽东时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她，还把她的名字改成了“葆贞”。
这年秋天，一位身材高大、言语不多的年轻人来参加中共湘潭区委会议，他就是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
杨开慧觉得同为革命者的何葆贞很适合去安源工作，把她介绍给了刘。
第二年，何葆贞从自修大学结业，来到了安源。
安源在江西萍乡市，当时已是江南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工人运动及工农红军发祥地之一。
何葆贞和刘少奇在这里结婚，在这里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刘允斌。
刘和毛一样，第一位妻子是传统的乡下姑娘，第二位妻子是热情的革命者。
没满一岁，刘允斌就被送回湖南老家。再见到父亲时，已是13岁的少年了。
何葆贞与杨开慧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深爱自己的丈夫，却因红色革命的需要被迫与丈夫分离，都为了信仰牺牲在国民党的牢房里，都给丈夫生了3个孩子，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流落异乡，最后又都到了延安，也都去了莫斯科。
她们不会想到自己的丈夫日后将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改变彼此的命运。
莫斯科
1957年，莫斯科，32岁的刘允斌面临人生前所未有的选择。
父亲写信要他回中国：“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他已经在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拿到副博士学位，在研究所上班，领导和同事都很欣赏他。太太是同学，育有一儿一女。对比中国的生活，莫斯科的一切如此美好。
他选择了回国，留下了苏联太太玛拉、女儿索尼娅、儿子阿廖沙，还有18年的留苏生活。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比在祖国还久，他的俄语比汉语还好。
1939年，周恩来骑马受伤，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同机的还有一大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此后，一大批中共子弟被陆续送往莫斯科：毛泽东的3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3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都在其中。
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进入了著名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女都在这里接受教育。
之后，他先是考上了莫斯科钢铁学院，随后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物理系。阿廖沙说冶金在当时是一门保密的学问，苏联不允许外国人学。
他娶了同学玛拉，儿媳冬妮娅形容婆婆说，“褐色的头发、腿很长，是个大美女，就像电影女主角。”
1950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见到了他们，破例举办家宴。
刘允斌的一位同事曾到过他在莫斯科的家，回忆了刘允斌岳母对女婿的评价——“苏联男人实在没有中国男人好，在家里就像是沙皇，一到家，脱了外套就窝在沙发里抽烟看报，一点也不体恤家人，不管别人怎么忙，就是不肯帮一下。有时还要酗酒打架，不像允斌·克里姆（刘允斌俄文名字），回到家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还不喝酒，从来没有骂过、打过玛拉。”
回到中国后，刘允斌被分配到二机部工作，并进入国家最核心的军工部门，研发原子弹、氢弹。
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他曾见过几次妻儿，玛拉也来过中国。
出生在鞑靼斯坦的玛拉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丈夫工作很忙，周围人和他言语不通，刘少奇也只偶尔用生硬的俄语说两句。
阿廖沙说，1959年，他母亲最后一次到中国，尽管此时中苏还保持着传统友谊，但敏感的玛拉已感觉到一些微妙变化。她和丈夫商量不来中国了，孩子也留在苏联。
直到今天，阿廖沙都觉得母亲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知道亲人们后来的遭遇。
分离
几本泛黄的中国画册。
这是爸爸从中国带给他的礼物，介绍了龙、钟等中国文化的符号和器物，中文旁边，爸爸用俄语做了注释。
阿廖沙说，在母亲的回忆里，父亲是很温柔的人，在街上被人撞了，都会主动说对不起，而且非常聪明，成绩好。
玛拉回到莫斯科后没多久就和丈夫离婚了。刘允斌曾对刘少奇机要秘书说：“我爱我的妻子，但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但玛拉不来，所以两人过着分居生活，我愧对玛拉母子。”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
这是阿廖沙第一次见到祖父。他回忆说，爷爷的车队有很多大轿车，爷爷带来了小礼物以及糖果，还带他上了轿车。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父亲和祖父的形象，在他脑海里早已模糊。
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独自带着他和姐姐。玛拉会给他们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日子，那些异国的风景，还有那些和大人物的合影。
在母亲的描述中，中国是美丽而遥远的地方。
万里之外的父亲给母亲写信，告诉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这些信件，阿廖沙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的家中。
中苏关系越闹越僵，父亲的信越来越少，终于再也收不到了。
为减少麻烦，玛拉让儿子和女儿改用自己的姓氏。
阿廖沙考上了著名的莫斯科航空学院，他的叔叔刘允若和儿子刘安东，也曾先后在这里就读。
毕业之后他到了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航天员在太空执行任务，而我就是在地面跟他们通话、指挥的人。”
阿廖沙获得了军衔，后来又在捷尔任斯基军事学院进修，退伍时是中校。
他姐姐索尼娅从医学院毕业后，又在高尔基文学院拿了学位，写过一些怀念父亲的诗歌。她不像弟弟这么幸运，被克格勃盯上了。阿廖沙回忆说，总有一个穿得很正式的中年男人跟着他，有时候索尼娅受不了，上去争吵，得到的答复是，“我可以走，但还是会有别人跟着你。”
克格勃还动员索尼娅加入，阿廖沙猜测他们可能想让姐姐去做中国的情报工作。
索尼娅在苏联解体前移居美国，嫁给了一位俄裔美国人。
阿廖沙说，要不是自己填写表格时把父亲这一栏空着，很可能和姐姐一样被监视：“我也奇怪，我从来不写父亲。按理说他们应该掌握我的情况。我和别人这么说，可从来没有人相信。我想他们是忘记了。”
按照阿廖沙的说法，他能在苏联航天部门（而且是保密部门）工作这么久，通过历次政审，完全是因为运气好。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但阿廖沙对赫鲁晓夫还有着不错的评价：
“赫鲁晓夫上台时是我们的解冻年代，以前是在恐惧中生活，解冻后就没有那么怕了，以前有‘铁幕’嘛。也许性格或环境让他的一些举动尤其是外交上非常失败。而勃列日涅夫时代完全是停滞阶段，什么都没做，还打了阿富汗战争，都是坏事。”
阿廖沙在航天指挥中心干得很不错，得过多次国家奖章，还加入了苏共，最后以中校、高级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了一个地面控制站的副手。
他的太太冬妮娅是药剂师，在红色苏联时代，他们的生活相当不错，受人尊重。
重逢
而在中国，阿廖沙的亲人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1966年，“文革”爆发，刘少奇作为党内头号“走资派”被打倒，惨死在河南开封。去世前他丧失了语言能力，胡子、头发一尺多长，临死前，生日那天，被宣布为“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出党”。
刘允斌作为原子弹专家，在遥远的包头组建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负责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
他组建了新的家庭，“文革”来袭时，因为父亲和曾在苏联求学的经历，被造反派批斗。这一切让骄傲的刘允斌无法忍受。1967年11月21日，人们在包头郊外的铁轨上发现了他。
“文革”期间苏联《真理报》曾刊登一篇豆腐块文章，说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去世，但玛拉和阿廖沙不肯相信。
阿廖沙说，他们总是相信中苏关系会好起来，爸爸会回来。
他没有等到父亲，等来了姑姑刘爱琴。
1992年，经多方打听，刘爱琴找到了玛拉母子。
此时俄罗斯正在转型的阵痛中，用阿廖沙的话说，“没有钱，没有新衣服，没有新房子，生活很不好。”
航天业曾是苏联的骄傲，也是冷战时期和美国人叫板的重要砝码。但军官、高级工程师阿廖沙的工资没有涨，而且数月未发。在飞速上涨的物价面前，他们迅速陷入了困顿。
姑姑刘爱琴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方向，但受保密条令的限制，阿廖沙无法来中国。
母亲玛拉和当年的好朋友刘爱琴先回了中国。这一次她待了几个月，去了北京、上海和珠三角。中国的巨大变化经常让她忍不住打国际长途给儿子，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
冬妮娅说，当时婆婆的身体很不好，在中国出过一点事，如果在俄罗斯，很可能就去世了，但她在中国享受了极好的医疗待遇。她对这一点赞不绝口。
“文革”已过去多年，刘少奇的儿女们也开始在军队、科研、商业等领域崭露才华，俄罗斯大嫂来华受到礼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广州
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国政府给阿廖沙寄来了邀请函，他第一次向组织说明自己的身份。
组织震惊了。他接受了一轮又一轮审查，最后获批准时，已经过了诞辰纪念日。
第二年他申请提前退伍，为的是早日来到中国。
2000年，他夫人冬妮娅先来了，刘氏家族在王光美召集下，举行了盛大的家庭聚会。
2003年，阿廖沙终于拿到护照，在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他第一次主动向父亲的祖国说明自己的身份。
在北京他见到了一大批亲戚，王光美专门开了一个30多人的大聚会欢迎他。
在王光美的帮助下，他顺利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这名前苏联宇航专家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他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外贸中介公司，主要为俄罗斯客商提供珠三角生产企业的信息，把“中国制造”介绍到俄罗斯去。他喜欢上了这个温暖的南方城市，北京和莫斯科太像，这里则完全相反。
因为经济危机，现在在广州做生意有点难，不过比起在俄罗斯好太多了：“这里算很好了，我们很满意。”
对于爷爷，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在普通的家庭出生。我参观刘少奇博物馆，看了很多资料，了解了长征的历史。我爷爷组织了安源大罢工，那里也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刘少奇都去了。很多艰难的工作，他都接受了。他是很谦逊的人，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对于毛泽东，他也有自己的判断：“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人不像赫鲁晓夫，上台就把斯大林打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就把赫鲁晓夫打下去。中国人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他的画像还挂在那里。他有不好的地方，但历史不可以逆转。他打败日本、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都是很了不起的功绩。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众多，很不容易。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周恩来也都是天才。爷爷和父亲的遭遇这样悲惨，我当然非常难过动。但是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而且是作为普通士兵牺牲在一线，很伟大。他认为为共产主义奋斗比生命更重要。”
回答这些问题时他的手臂在挥舞，手表上有个刘少奇头像，阿廖沙说这是刘少奇博物馆送的，他要永远戴着。
记者有点唐突地问了个问题：作为操控人员，你的卫星监视过中国哪些地方？
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圆圈：卫星是这么转的，什么地方都会拍到。
中国当然也在其中。
在那个年代，他的祖国和父辈的祖国曾如此接近战争。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6754
南方周末 - 阿廖沙 我的爷爷是刘少奇
8月20日
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
——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各位委员，
贾庆林主席并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
温家宝总理并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
2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被私有化，公有资产被侵吞，许多职工下岗、失业，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对这种强力推行的私有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抗争，此伏彼起，屡败屡战，从未停止。2009年7月24日爆发的吉林省通化钢铁厂事件，就是这种抗争的一个最新的突出事件。由于广大人民越来越深地尝到私有化的苦果，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所以这一事件的信息一经传播，迅速引起了各地人民群众和正义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不仅大力支援通钢工人的正义斗争，而且强烈要求立即制止和纠正一切私有化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范围的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高潮。
这场斗争是维护还是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斗争，是捍卫还是侵占和破坏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斗争，是保护还是剥夺工人阶级生存权、劳动权等合法权益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新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六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七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二条）
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有关材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材料），2007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大体是46%比54%；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0%比70%；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5%比65%。再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部门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06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甚至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国有工业总产值占26.2%的比重。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不断地降低。请问，我国宪法庄严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存在吗？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六条）。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公私经济比重的根本变化，必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国际上通行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在1985年为 0.24，1995年上升到0.434，2004年上升到0.469。这不仅超过了公认的0.4的警戒线，而且超过了实行按资分配的法、德、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请问，宪法庄严规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还存在吗？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二条）。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大量国有企业经过“改制重组”、“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管理层收购”等等方式被私有化之后，大量工人被迫以“优化组合”、“减员增效”、“内退”、“买断工龄”等等名目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在岗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奴隶”）。广大工人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弱势群体、贫困群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空前降低。请问，宪法庄严规定的工人阶级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领导者的地位还存在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
总之，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并继续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捍卫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人阶级用长期艰辛劳动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恢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维护确认和保障上述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十分迫切、关乎全局的重大任务。为此，特提出以下十项倡议。
第一，大力支援通钢工人兄弟的正义斗争，为捍卫和壮大国有制的通钢奋斗到底。日前吉林省政府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在通钢增资扩股”，只是通钢员工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要坚决反对任何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以“参股”“控股”或其他名义将通钢国企私有化。在今后的斗争中要很好地注意政策和策略。国家应按照宪法加强对通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全体员工应当更好地团结起来，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进一步把生产搞好。在7月24日的斗争中，由吉林省国资委对通钢进行改制重组后的新总经理陈国君（私资建龙集团人员），视宪法如废纸，视工人如草芥，公然威胁要解雇全体工人，剥夺宪法赋予工人的劳动权（他过去确实有过此类专横行为），以致引发众怒，激化矛盾，酿成被殴不治身亡的事件。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所有的网友都“一边倒”地站在通钢工人一边；而对于陈国君之死，则无人表示同情，甚至有很多人叫好，可见民心之向背。吉林省国资委的官员竟然指责工人“骚乱”是因为他们具有不该有的“国有情结”（即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衷心爱护），也从反面证明了通钢员工斗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当地政府以“改制重组”为名将国企私有化，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行为，应当认真反思，彻底查清推行私有化过程中给国家和员工造成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并向全体通钢工人和全社会公开检讨，保证今后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包括陈国君（2005年私资建龙集团参股后派驻曾任通钢副总经理、2009年建龙控股后任总经理）在内的吉林省国资委、北京建龙重工集团等单位的少数人，执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各条（款）。第20条：“ 国家出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37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41条第2款：“
企业改制涉及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还应当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第71条
：“ 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三）在企业改制、财产转让等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平交易规则，将企业财产低价转让、低价折股的”；以及第10条、第14条 、第26条、第33条、第68条第三款和第69条的有关规定。按照该法第75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们还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面临通钢再次被强行私有化，共和国的财产被大量侵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劳动权被剥夺的危机关头，通钢广大员工高举“还我国企”、“建龙滚出去”的旗帜集体进行抗争，正符合刑法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的规定，是合法的、正义的，完全属于正当防卫行为。刑法第二十条同时规定“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实际经验表明，目前在私有化浪潮广为泛滥、某些官员与不法资本家互相勾结，而党政领导又无人站出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工人群众被迫只能采取极端的防卫手段，才能阻止国有财产被非法占有的犯罪行为。事件发生后，首先应当依法受到惩罚的，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吉林地方政府中有违法和犯罪行为的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及不法资本家，而不是为维护国家财产和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为制止犯罪而实施正当防卫的通钢员工。对通钢事件的处理，也是检验我国司法机关是否认真贯彻“三个至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一切对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的行动，应遵照宪法规定立即停止。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应当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某些人将经济体制改革篡改为“改制重组”即把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这是违反宪法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国有企业扩大资金，除自己努力积累外，应遵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由财政拨款或由国家银行贷款，而不能依靠私人资本家（他们入股的资金实际上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的贷款）。对于现在仍在以“小卖大股”、“增资扩股”等名目，将公有制企业私有化的行为，应支持各地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以集体力量坚决地、有秩序地依法制止。
第三，对于过去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被非法侵吞、贪占的资产，应当彻底揭发，重新收归国有。诸如通过企业“管理层收购”（MBO）将大量国有资产由管理者据为己有；某些官员故意压低国有资产价格，将国企半卖半送给私人；国企管理者通过“主辅分离” 将国有的优质资产转入自己参股的辅业，从中渔利；利用亲朋好友成立私营企业，将大量效益很好的业务转包给私营企业，自己从中获利；如此等等，各地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当发动广大职工群众举报揭发。国家主管机关应当遵照宪法关于“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的规定，自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认真查处，决不姑息。
第四，各级人代会、政协、政府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要广开言路，主动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主管机关及各种媒体，应在新华网、人民网等全国的以及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网站上，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全国的以及地方的官方和民间报纸上，设置专栏，让群众对侵吞公有财产等违法行为充分揭发并发表意见，使言路畅通，下情上达。同时，允许群众行使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等权利，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是防止官僚主义者和买办势力阻塞言路、激化矛盾、酿成事端的有效方法，是保障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有效方法。
第五，建议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正视当前公有制经济已失去主体地位的严峻现实，从方针、政策、法律上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方面，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的剥削劳动者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根本矛盾，因此，决不能“喧宾夺主”，让它占据主体地位。在一个国家中，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它的社会性质。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是与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相背离的。因此，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责成统计部门和有关部门，查清当前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状况，按照宪法的要求，制定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规划，并付诸实施，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建议全国人大遵照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对现行的一切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进行审查，凡是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律加以废止或修订。同时，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社法，以利于鼓励和支持城乡集体经济的发展。
建议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优化所有制结构，其内容应当是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逐步缩小私有制比重，而不是相反。遵照宪法的规定，应立即撤消让私营经济（包括外资）进入应由国家控制的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行业（即西化派攻击的国有经济垄断部门）的法令，同时可在国有重要行业中分设若干国有公司，以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国有工业总产值竟然降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2006），远低于建国之初1949年的26.2%，已经或正在丧失主导地位，应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由国务院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行问责。在辨明是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端正指导思想，对国资委进行组织整顿，以确保宪法关于“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庄严规定的贯彻落实。
第六，立即停止“引进外资改造国有企业”的错误做法。这种把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变为半殖民地化企业的做法，是违背宪法的规定的。实践证明，“以合资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都是失败的。一定要发扬我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自力更生精神，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对核心技术“集体攻关”和“大协作”的优势，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坚决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附。近来若干城市为争取世界500强等国外大公司总部进驻而对外资展开“超国民待遇”新一轮恶性竞争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七，现有国有企业应当进行整顿，重新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要重新倡导和推行过去行之有效、大放光彩的“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充分调动全体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认真实行和完善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坚决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工人的主人翁自觉性。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照搬资本主义压榨工人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坚决纠正。
第八，鼓励、支持和引导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应从贷款、技术培训、物资供应和税负优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改变目前各地方、各部门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创业”和经营，而不支持或很少支持集体经济的错误做法。
第九，大力建设以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分散的、细碎的家庭经营，不仅使农业无法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实证明，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北京韩村河等几千个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共同富裕，那里没有贫富悬殊，也很少社会丑恶现象。曾以带头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小岗村干部亲身参观先进的集体经济组织后，也表示要向这些村庄学习。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些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成功典型，予以大力宣传和表扬。同时，通过典型示范、政府扶持、法律保护等多种举措，在全国农村逐步建立形式多样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有关部门和有关的国有企业，也要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支援与协作。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那种希望经过土地流转，使土地集中于农业资本家或城市资本家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和做法，是与宪法的规定相背离的，也是违背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第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广泛开展学习和落实宪法的活动，以带动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宪法是一切工作、一切活动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绳。宪法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其核心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它的上层建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由于多年来不学习、不宣传宪法，许多糊涂观念和错误观念不胫而走。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则大讲“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甚至公开宣传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最近在通钢事件中，该省国资委的主要官员竟然责备职工群众不该有“国有情结”，这令人怀疑他很可能是一位具有“私有情结”的“爱资病”患者。那位由私资控股的通钢新总经理声色俱厉地狂言要命令全体工人下岗，剥夺他们的劳动权。这说明他们是从来没有学习过（或根本不愿学习）宪法的。在当前情况下，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同广大群众一起，认真学习宪法，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辨明是非。
学习宪法是为了落实宪法。当前落实宪法首先要敢于正视公有制实际上已丧失主体地位的严重问题，采取切实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私有制经济已占据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受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导致我国发生了产能和产品过剩的内在危机，生产发展与人民消费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这种过剩危机被高度的对外依附性掩盖了。这种在表面上掩盖的代价包括：忍受过高的剩余价值率（我国工人只能拿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工资）、过多的工人职业病（最近发生的开胸验肺是一个典型例子）、严重的环境退化和资源耗减、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外依附度日益加深，等等。我国要走出当前的困境，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靠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和增加投资以提高购买力，但国家财力是有限度的；银行发放大量贷款，除了存在形成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之外，扩大基本建设所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很可能为今后进一步加大产能和产品过剩、发生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这些措施可能使GDP在相当时期中有一定的增长，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产生的消费能力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流行着一种观点和做法，即要从日趋没落、危机深重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中国经济的出路。有的领导机关指示：“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就是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私有制经济已占全部GDP的三分之二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私进公退”，让私有制经济占有更大的比重。此令一下，宏观管理部门为私有制经济进入应当由国家控制的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行业大开绿灯；银行对私有制企业大量发放贷款；人力资源部门和工会组织积极为私有制企业招工，增加雇佣劳动者，有的还压低工人工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与我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的庄严规定不是背道而驰吗？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国内贫富悬殊的更加扩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难以提高，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导致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化（半殖民地化），这就难免有一天会重蹈前苏联国家公开变质和解体的覆辙！
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各级组织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全国的工人农民兄弟、爱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同胞，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坚决拥护和支持党和政府落实宪法的各项政策措施！坚决同一切背离宪法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要用维护和落实宪法的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华诞！要努力争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新的伟大胜利！
8月18日
据8月9日重庆媒体报道，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长会议的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忽然被薄熙来从辽宁选调的公安局长王立军派员密令抓捕，而且等不及地方法院审判，立即通报全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此前薄熙来首先抓捕了重庆高法的副院长张某等人，其借口亦是贪腐，这均使当地官员胆颤心惊，老百姓拍手称快，紧接着薄熙来又进行下一步：在抓捕了黎强之后，又把陈明亮，龚刚模等一大批重庆的亿万富翁打入地狱，称其是当地的黑社会老大，尔后立即通过媒体报道，又产生了新的轰动效应。薄熙来原先在社科院新闻所读研时结识的死党，牢牢地操控了人民网，它竟然意乎寻常地在8月10曰15时 42分的“网友拍案”一栏，以《薄熙来是黑帮的克星》为题，刊登一篇文章吹捧薄熙来，随后在16点44分又署名“天涯海角客”，以《汪洋该警惕为你铺红地毯的人》为题，对汪洋进行了公开点名的批评，此前还有一篇令人肉麻的吹捧胡锦涛的文章，放在这两篇宏论之前，可见责任编辑齐贺煞费苦心，那么，在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是什么力量在强有力地推动这些观点的出炉呢？
古人云，温故而知今。做为一个十分了解薄熙来的记者，我不禁想起了9年前发生在大连的故事。可以说薄熙来如今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操控司法，故技重演而巳。2000年底，为了打击政敌省委书记闻世震，原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原副市长高姿等人，也是这样，薄先以恂情枉法罪拘捕了大连中法的副院长刘晓滨，其目的是为下一步抓捕更多的与其观点相左的党内外人士做准备，然后双规了高姿{刘晓滨原是他的秘书，也当过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也是团派}，同时还抓捕了大连市政府外办主任张步宁，我本人及为我辩护的大连著名律师陈德惠，大连天天渔港老板张永祥等4兄弟以及大连嘉信国际酒店老板韩晓光，等十余人。那时刘晓滨就象现在重庆高院的副院长张某，而高姿，张步宁等如同文强，张家兄弟，韩晓光正类似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等人，然而这些人都是薄熙来不喜欢的人，他们或是政府搞服装节拒付过赞助费，或是与薄的政敌关系密切，或是与其铁哥们有过矛盾，甚至还有的只因与谷开来生意上结过梁子，总之，由于共产党一家独大，没有任何监督，才产生了薄熙来这样的一手遮天的“封建君王”，只是由于闻世震主持的省委不断阻挠，才最终没能使刘晓滨等人判刑入狱，后来薄熙来离开了辽宁，刘晓滨恢复了副局级干部，改任旅游局副局长，陈律师亦宣告无罪，张步宁案，韩晓光案则不了了之……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冤案！这些人都是党内外的政治权斗的牺牲品！而枉法追诉他们的薄熙来，大连政法委书记成城等人则逍遥法外，特别是薄熙来不但没有承担任何恂私枉法的责任，而且还步步高升，当上了省长，商务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7年到了重庆之后，毫不改悔，变本加厉，又把大连的旧恶巧加翻版重新泡制一番，开始了新的一轮抓捕行动，在重庆大搞“红色恐怖”。据当地媒体报道，在2008年7月10日至9月30日，仅短短两个月内，重庆陆海空立体打击黑恶案件 32771起，侦破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起，逮捕9521人，打掉团伙92个，使整个城市全部看守所爆满，这是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拳出击，而黎强，文强等人不过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而已。
那么，他们代表谁呢？上述人民网署名“金世遗”的吹捧薄熙来的文章，一句话泄漏了天机。文章说，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在经济上政治上有自已的地盘，有自已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自已的保护伞，换句话讲，重庆的黑恶势力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黑恶头目能达到“亿万富翁”，“人大代表”的级别，肯定是非一日之寒。由此暴露了薄熙来的真实目的，他要如同蚕蛹剥丝一样，挖出隐蔽在后面的大人物：贺国强与汪洋。显然这些目前身居高位的官员，才是薄的政敌，也是其最感兴趣的人。所谓“非一日之寒”气来源于此。
让我们认真读一下文强的简历吧：1992年9月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8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1月提升为厅局级，2003年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任司法局长。人们比对一下贺国强与汪洋两人先后在重庆的任期简历，即会明白，这个人的重用与走红，绝对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是否也有经济上的爪葛，这要看胡温查办此案的决心有多大，但不论怎样，文强当了10几年公安局长，薄的眼线已盯了他2年，在现有的政体下与官场上，他的贪腐已不容置疑，贺国强与汪洋若不贪腐则是奇迹。黎明，陈明亮，龚刚模也都是这样。在长期的风云变幻的生意场上，没有哪一个老板不是通过行贿打通官员关系的，而当官的又没有几个人不傍大款。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保护伞很可能是贺国强与汪洋，正是基于这一点，薄熙来才大动干戈，并且舆论先行，抢在中共18大召开前先声夺人。这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先下手为强。
2007年，薄熙来熬上了政治局委员之后，本来并不情愿去重庆，他对大连的哥们说，重庆热的要死，象蒸笼，哪能赶上大连，我真想回辽宁。这是他无奈的心里话。特别是胡温把他排斥在副总理之外，还把团派汪洋由重庆派去广东省当权，却贬他去“火炉”雾都受罪，他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岂能不把火气撒在文强之流的倒霉蛋身上？而重庆的共产党的官员，有几个不贪？想必薄熙来专抓那些与汪洋，贺国强关系密切的人出气！同时反腐倡廉又能顺应民意，争得重庆百姓的支持，而且又可以杀鸡儆猴，逼其顺从，让其它如坐针毡的各级官员听话当孙子。这岂不是一举多得！
不过，还有更为重要的玄机：近年来有关薄熙来在大连以至辽宁施政缺失，以权谋私的群众举报以及海外舆论，越来越多，给中共高层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自从李克强下派辽宁，摧毁了冬海波等大连黑恶势力之后，做为当地黑社会与贪官保护伞的薄熙来，已被中纪委掌握了不少问题，贺国强等人正在胡锦涛的支持下，深挖他的罪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以前薄一波活着，他当然不怕，反正中共元老在世，子女再坏，没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眼下情况却已大变，他只有智斗中纪委，抓住贺国强，汪洋等人的把柄，才能与其私下交易，打个平手，互给面子，化险为夷。因此可以想象，薄熙来，王立军及其党羽，一定先把文强等人巨贪的证据拿到手，再告诉他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再告知保命的唯一出路：检举揭发更大的官员。这样一来，假如贺国强，汪洋有把柄在手，薄熙来就大获全胜了。他可以再把证据交给胡温，那么，下一届党代会薄熙来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就增大了。正如上述金世遗文章结尾写的那样：“重庆黑恶势力有如此惊人的实力，却栽在刚来重庆不久的薄熙来的手上，这怎能不叫人为之竖大拇指呢？”
当然，不论他是怎样的动机与险恶用心，但毕竟抓的是贪官，故此我不曾全盘否定其积极的社会效果，我只是指出这里的症结所在，让人们警惕地认清薄熙来的真面目，并从中悟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为只有改变目前一党执政的状况，才能有效遏制以反腐为名义大搞权斗的社会弊端。在目前的情况下，建议胡温把互相有矛盾的地方官员对调，让他们都有机会揭发检举对方的腐败，这种权宜之计，我看总比现在重庆的情况要公平一些吧。
2009 8 11多伦多
我对孩子上网是限制的,因为他的自制力和分辨能力还很弱,难免会受到不良影响.”在日前由中国教育学会举办的家庭网络文化环境研讨会上,在一家杂志社供 职的王纪辛这样说.这是目前许多家长对待孩子上网的态度.但在互联网影响力日益加深的当下,家长在面对孩子的网络需求时选择阻隔是不是一种良策?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鲁杰认为:“有些家长谈网色变,对青少年上网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了让孩子不受网络负面信息的熏染,干脆不让孩子上网.”她认为,如果把孩子与网络隔离,家庭反倒会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文化荒漠”,而不加筛选、不闻不问也会使孩子的成长充满危险.
对此,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将开展全国家庭教育“十一五”课题“净化家庭文化环境,建设绿色网络空间”研究,希望通过全国性普查获得家庭网络文化环境的真实数据和理论帮助.该课题以盒子世界儿童虚拟社区为网络实验基地,盒子世界投资方、淘宝前总裁孙彤宇认为:“小孩子对会响、会动的媒体有天然的兴趣.”
“网络世界并不像有的家长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它也有真情实感.”盒子世界总裁李炼介绍说,一个温州的留守儿童陈涛,在盒子社区里总是跟别人唱反调.管理员注意到了他,特意为他在虚拟咖啡馆开了个生日会,各地的小朋友们都“聚”在网上一起喊:“陈涛生日快乐!”陈涛被感动了,他在一个帖子里写道:“谢谢大家为我过生日,我对'小盒子'们说声对不起……”
在网络娱乐中学习和成长也并非难事.比如,一个孩子要一次做完1000道数学题,或许是个天大的难题,但在盒子社区里,当“风沙怪”降临时,孩子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正确做完1000道数学题才能消灭它.但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是,当参与“战斗”的孩子超过25人时,每人仅需完成30多题就能齐心协力消灭它,枯燥的数学题就这样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家长不能一味拒绝孩子上网,但也不能放任孩子沉迷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指出:“网络生活不管有多精彩,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孩子在虚拟世界中聊得越多,生活中就聊得越少.”他认为,国家要尽快建立游戏标准,将网游分级,这样,家长对孩子上网才能更放心.同时,家长更要正确、有效地引导孩子通过互联网认识世界.
专家:家长别一味拒绝孩子接触互联网_cnBeta 视点观察_cnBe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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